公元前180年，年仅24岁的刘恒离开了他在代国生活了十五年的故土，向长安进发，登上了汉朝的皇位，成为了汉文帝。然而，在此之前，他并未参与过吕氏一族的铲除行动，也没有任何显赫的功绩。在当时，许多大臣既是汉朝的奠基者，也是铲除吕氏的关键人物。甚至在宗室中，许多比刘恒更有贡献、或者更具皇位继承资格的刘邦后代比他要更加有威望、更应登上帝位。在这种形势下，刘恒是如何在权力的博弈中一步步巩固自己地位，稳坐帝位的呢？ 刘恒初见代国使者时，眉头紧锁。他敏锐地意识到朝廷内局势的动荡与复杂。吕氏一族刚被铲除，功臣们的真实动机仍然扑朔迷离。他们是真的愿意拥立新皇，还是另有所图，图谋颠覆刘邦的江山，自己另立朝廷？这一切都未可知。于是，刘恒立即召集心腹大臣，展开了深刻的讨论。郎中令张武建议刘恒留在代国，静待时局发展，而中尉宋昌则认为，刘家江山已经稳固，刘恒完全可以前往长安，不必再过多忧虑。刘恒最终倾向了宋昌的观点，毕竟对于一个年轻的皇子而言，谁不渴望一尝权力的滋味？然而，权力的诱惑固然强烈，但处理不好，可能面临性命之危，最终，生命的价值超过了一切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360配资，刘恒找到了母亲薄姬，寻求她的建议。薄姬素来低调、内敛、不争不抢，是刘邦后宫唯一能随儿子安然度日的妃子，凭借着她那份独到的智慧，常常能为刘恒提供冷静而理智的建议。最终，刘恒决定派舅舅薄昭先行前往长安探探风头，再作决断。 收到薄昭的好消息后，刘恒仍然没有贸然进入长安。他决定保持警惕，带着谨慎的心态，行至距离长安尚有五十里的刘邦高陵时才停下来，并派心腹宋昌去侦查周围的情况。宋昌到达渭桥后，发现文武百官都未表现出任何异常，便返回并向刘恒报告。听完报告，刘恒才继续前进，并在渭桥与群臣见面。在此过程中，太尉周勃突然上前，要求与刘恒单独商谈。这一举动让刘恒心生疑虑，或许周勃有些不为人知的意图。刘恒的代表宋昌果断拒绝了周勃的请求，明确表示若是事关国事，他们定会公开讨论，但若涉及私人事务，皇帝绝不能偏私。周勃是吕氏一族覆灭的功臣之一，没人知道他想对刘恒说什么——是要献上支持，还是有别的打算？无论如何，刘恒拒绝了他的要求，表现出他并非表面上那般温和可亲，功臣们开始意识到，这位年轻的皇帝可能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般容易操控。 在这场初次的心理较量中，刘恒胜出了。随后，周勃恭敬地捧着天子的玉玺，准备献给刘恒。然而，刘恒坚决拒绝了，他提出前往自己的旧宅——代邸商议。代邸既是刘恒的住所，也是代国在长安的办事处，刘恒在这里可以控制局面，并让群臣表态。经过这番操作，刘恒再一次稳住了自己的地位。
展开剩余48%在代邸，刘恒以王者风范，接受了群臣的恭敬。古代皇位的交接通常充满了做作和仪式化的三请三让程序——群臣和百姓会三次请求某位继承皇位的人，而这位继承人则必须以谦逊的姿态推辞，直到众人第三次请求，他才顺应民意，勉为其难地接受。但刘恒的做法与此不同，他让群臣劝说了五次才点头答应，这一行为打破了传统的程序，展现了他处理问题的不同方式。起初，刘家宗室的代表、大臣以及刘邦尚在人世时的长嫂都联合请求刘恒继位，然而，刘恒依旧谦虚地表示不敢承担如此重任，建议让楚王出面商议此事。楚王刘交是刘恒的亲叔，也是刘邦的弟弟，具有极高的宗室地位，然而，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劝进表中。刘恒显然不能忽略这一点，最终在五次劝说后，他同意继承皇位。这一过程，实际上是刘恒与群臣之间的第三次心理较量，最终他再次胜出。 刘恒在正式登基之前，已通过三轮较量占据了上风。刚一进入未央宫，他便迅速采取了几项重要的措施。首先，他明确将吕氏一族定性为谋为大罪，欲以危刘氏宗庙，决定彻底铲除吕氏，确保汉室江山稳固。同时，他发布了大赦令，赐给每户人家一级爵位，并允许百姓庆祝五天，这一举动极大地赢得了民心。此外，他还任命宋昌为卫将军，任命张武为郎中令，两人是他的心腹，负责宫廷和卫队的安全。通过这一系列的人事安排，刘恒已经初步稳住了皇位。 然而，刘襄的存在却成为了刘恒的潜在威胁。刘襄，汉朝的第二代齐王，在吕后去世后，他迅速组织起军队，率先反抗吕氏势力，成为诛灭吕氏的第一功臣。尽管他立下了赫赫战功，然而，由于刘襄威望过高且难以控制，汉文帝最终选择了刘恒作为继承人。刘襄虽然一度接受了这一安排，但他对未能继位深感失望，而这种失望最终成了汉文帝的隐患。尽管汉文帝表面上对刘襄给予了一定的好处，但他始终未能兑现所有的承诺。随着刘襄的去世，汉文帝对于齐国的态度发生了剧变，甚至采取了打压的措施，削弱齐国的势力，以防止刘襄家族对自己权位的威胁。 最终360配资，刘恒通过这一系列高明的政治手段，不仅消除了威胁，还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。在与功臣的复杂博弈中，刘恒通过巧妙的权力平衡和心理战术，成功巩固了汉朝的江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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